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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政府从国外进口了13000余针盘尼西林给她们治病，总共拿出1亿多元（折合12万斤小米）。其实当时国家财政还很困难，干部当时都是供给制，没有工资，女同志每人每月才有五角钱的卫生费。”张洁珣说，“病情较轻的，就在院内治疗，病情严重的，就送到医院治疗，反正一定要治好为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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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裴棣所在的二所，年轻的孟睿半年后离开教养院时，发现自己患上了结核性脑膜炎，后来去世。葛翠琳也得了结核病。“极有可能就是在教养院被传染的，但后来她们去看病，也没用过盘尼西林这么好的药。那批药就是专门给妓女治病用的，用完就完了。”裴棣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　　尽管情绪渐渐安定下来，许多工作着手起来仍困难重重。柯岩到教养院不久，接到了给妓女们建立档案的任务，要弄清她们的真实姓名、年龄、何方人氏、家庭出身等。谈话常常这样开始：

　　“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？”

　　“哎，同志，你不懂，自古红颜多薄命，我不是长得俊么……”

　　妓女们多半称自己为大家闺秀，和某公子私定终身，不幸遇上了薄情郎，被卖身为妓。但年轻的柯岩抹着眼泪递上去的材料，大姐们随手翻翻就说：假话，明天重说。

　　第二天，柯岩不好意思地试探问：你们会不会有些地方记错了，不那么准确……立刻召来大哭：同志呀，真对不起你呀，我昨天骗了你……

　　反反复复，几天的工作被拖至两三个月。柯岩有时还能一不小心窥见妓女们哭过之后偷偷地笑。

　　后来她还知道，妓女们当面嘴巴抹了蜜一样甜，一口一个“同志哎”，背后则叫她们“工作们”。在花枝招展的妓女们眼里，“工作们”穿二尺半粗布衣裳，简直不是女人。